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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“懲戒權”,教師怎么用
2019-10-24 08:15:33 來源: 光明日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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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學生犯錯后,教師可不可以懲戒?如何懲戒?懲戒的邊界在哪里?近日,兩個地方法規的出臺讓這些問題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。

  9月末,《廣東省學校安全條例(草案)》出臺,專章探討學生教育懲戒。其中規定,學生違紀可由家長陪寫檢討書,針對一些違規行為,老師可以對學生進行“罰站慢跑”,并明確與體罰或變相體罰作出區分。10月中上旬,河北省出臺《河北省學校安全條例》,其中規定,學校對不遵守校規校紀、有欺凌和暴力等不良行為的學生,可以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采取必要的懲戒措施。

  文件出臺后,立即引發關注和討論。記者走訪了一些專家和教育工作者,不少人對教師擁有“懲戒權”表示歡迎,但也有一些一線教師認為,“對教育現實生態的改善不大”,教師擁有懲戒權,是喜是憂?記者深入一線,探尋真相。

  專家:“通過立法賦予教師懲戒權很有必要”

  對于教師擁有懲戒權規定的出臺,很多人表示歡迎。上海教育科學研究院民辦教育研究所所長董圣足認為,通過立法賦予教師懲戒權很有必要。“廣東省出臺的條例很有創造性,長期以來,針對一些頑皮無度的學生,或有一些失范行為的學生,老師缺乏有效懲戒手段,有時一旦教導還會引發家校矛盾,如果通過地方立法的形式給予老師一定的懲戒權,對于更好地確立教師威信、形成健康的教育生態,都有積極意義。”董圣足告訴記者。

 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對于“教師擁有懲戒權”也持肯定態度,他通過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,“懲戒權是教師這個職業所應該賦予的權力。就像是工廠里生產一臺汽車,給汽車裝上發動機,還要給汽車裝上方向盤和剎車。如果沒有方向盤和剎車,這一臺車就不能合格出廠。”

  教師的懲戒就如同汽車的方向盤和剎車,也許“良藥苦口”,但卻是必要的。“自古以來就是如此,一旦成為教師,就應該同時擁有引導的權力和懲戒的權力。”

  北京一零一中學原副校長嚴寅賢對懲戒權的出臺同樣支持。“我向來贊成賦予中小學教師必要的懲戒權,并希望國家教育行政部門早日出臺相關法規。可喜的是,近幾年來,不少地方教育行政部門已經著手進行并付諸實施。”嚴寅賢說。

  但是,記者在采訪中,卻發現不少一線教師對擁有懲戒權不樂觀,有的老師表示,“不會對現實的師生關系有明顯改善”,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學教師表示,懲戒權是深層次教育問題,“提到這個話題,學校、老師、學生全是一肚子苦水。”

  嚴寅賢這樣解釋,賦予教師必要的懲戒權,可以讓學生產生對教師合理的威嚴感與敬畏感。但因為教師懲戒權的缺失,長期以來普遍存在的現實是:教師不敢懲戒學生,甚至“老師怕學生”。

  教師有顧慮:懲戒是否影響師生、家校關系

  業內對懲戒權的呼聲由來已久。

  《義務教育法》第十六條規定“禁止體罰學生”;《教師法》第三十七條規定“體罰學生,經教育不改的”,要給予教師“行政處分或者解聘”,“情節嚴重,構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責任”;《未成年人保護法》第15條也明文禁止體罰或變相體罰學生。董圣足表示,這些法律規范了懲戒權實施的底線,但如果片面理解這些法律規定,導致教師只用“引導權”、不用懲戒權,“對于教育來說,這是失衡的”。

  然而,為何一線老師卻對擁有懲戒權態度謹慎呢?天津市河東區中心東道小學班主任劉海燕一語道破玄機,“懲戒之后怎么辦”?

  “這反映的是師生關系和家校關系的問題,懲戒之后,如果師生之間存在不理解,可能一點小事就擴大化了。這樣一來,即使是相關法規出臺,老師也不愿意觸碰紅線。而在師生相處的過程中,如果家庭學校之間有充分的信任,那么,即使老師有一些懲戒行為,雙方也都會理解。”劉海燕告訴記者。

  “家長要相信老師,無論做什么都有尺度的把握,比如有的學生上課犯困,老師給予提醒,讓他站5分鐘‘清醒一下’,有的學生上課說話、擾亂課堂紀律,老師讓他把某個定義抄寫三到五遍。在教學過程中,都是很正常的現象。”劉海燕說。她認為,應該跳出懲戒本身來看,“要看到老師的目的是什么,老師想提醒學生注意聽講,提醒學生聽話好學,不應該專注于懲戒本身。”

  而老師們也應該注意,“有的懲戒,比如抄寫、罰站,只對某個年齡階段的孩子起作用。甚至10年前,這樣的懲戒是起作用的,今天就不再有用,因此,教師們也要因地制宜、因材施教。”劉海燕說。

  嚴寅賢也表示,作為一線教師,面對學生之錯,不能動輒懲戒,要盡可能“化干戈為玉帛”。他舉了這樣一個例子:初二某男生,整體素質非常好,但課堂老睡覺。老師問:為什么總是睡覺?學生漫不經心:習慣了,忍不住。教師懲戒:罰站,批評,但幾無效果。

  老師靈機一動,來個“嵌名”式調侃(把學生姓名鑲嵌其中)。前提是:當事人能接受,絕不傷害其尊嚴。于是,老師寫了一首“嵌名詩”“問君想闖睡覺難關?問君可走康莊大道?問君愿沐春日朝陽?”待這位學生再酣睡,老師迅速板書;然后喚醒沉睡的學生,令其看黑板,大聲朗讀。學生始則犯懵,繼而大笑(全班皆然),繼而朗讀。老師宣布:若“舊病復發”,黑板上默寫“嵌名詩”。結果這學生睡覺毛病基本改正。

  教育,是春風化雨的過程,“懲戒是門藝術,既要想如何懲戒,還要想懲戒之后怎么辦。”劉海燕總結。

  懲戒措施是否需要細分到“慢跑”“罰站”

  寫入條例的“慢跑”“罰站”是不是變相體罰,中間的度如何拿捏,是引發爭論的焦點之一。對此,儲朝暉認為,“這無疑是變相體罰,教師的懲戒權應當擁有,但不應該用這種死板的方式寫入規則。教育有很多種方式,有的老師對于學生犯錯有自己的一套方法,不一定需要用‘慢跑’的方式,但是如此寫入規則,在執行的過程中可能會引發更多問題。在很多國家,懲戒權的概念不會出現‘慢跑’等細則”。

  但嚴寅賢認為,規定得細致才能防范更大的漏洞。“廣東省規定的慢跑、站立,如果有科學的時間界定,有學生犯錯原因和學生當時良好的健康狀況為前提,就是必要的,也是完全可以實施的。一味遷就未成年人,對其犯錯行為沒有任何靈魂觸動,有時或許是一種成長性傷害。”

  除了尺度的拿捏,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,懲戒權的問題之所以難、之所以讓很多一線教師糾結,原因還在如何理順家校關系上。

  而家校關系中,負擔最重的一方,也許是老師。董圣足認為,懲戒權的出臺,除了完善教育規范,更有給中小學校教師“減負”的意義在,讓他們放下包袱,輕松上陣。

  劉海燕認為,孩子上課習慣的培養、學習心理的建設,家庭教育應該負擔起自己的責任。“我們在學校經常可以發現,家庭教育做得好的孩子,學習習慣好,和同學相處融洽。家庭教育缺失的孩子,學習習慣往往不太好。”劉海燕說。

  同時,劉海燕認為,教師的配置問題也需要得到正視。“以天津市為例,新老教師其實是有一定斷檔的。我們當初師范畢業,在小學入職之前有老教師‘傳幫帶’。現在的新教師,師范專業學生進入小學的總體不多,雖然學歷很高,但是各個專業都有,他們考取了教師資格證、通過了市里組織的招考,卻缺乏必要的師范培訓。他們的職業經歷就是從學校到學校,幾乎不知道怎么和孩子、特別是低年級的孩子交往,對于孩子的心理、習慣缺少必要的了解和培訓。有的老師,自己還是個孩子。這樣一來,和學生、家長的關系自然不容易理順。”劉海燕由衷地說,“希望更多的師范專業學生進入小學工作,希望教師入職之前,培訓的內容更多更規范。”(記者 姚曉丹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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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糾錯】 責任編輯: 陳夢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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